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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收藏-中国火柴工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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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ke 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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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2007

文摘-追忆厚生火柴厂

追忆厚生火柴厂
作者:傅继忠

    旧社会,西直门一带因为居住的多是穷人,被称为“穷西北套”。1935年3月,“穷西北套”诞生了一家民族工业工厂-厚生火柴公司,公司厂址建在西直门内黄旗马圈(位于永祥寺南侧),占地约50余亩,有工人几十名,生产的是虎猴牌火柴。工厂设备简陋,仅有手摇排梗机8台、手摇卸梗机3台、木制手摇理梗机2台,和药、配药、筛药、晒梗等工序都是人工操作,劳动强度非常大。
    厚生火柴公司创办人张厚庵在丹凤火柴厂学徒时掌握了工厂管理以及火柴配药技术。后来,他先后受聘天津、济南、青岛和济宁四家公司的总技师。
    1933年,张厚庵回到北平,住在西直门内永祥寺(今永祥胡同及永祥东巷)11号。此时张厚庵产生了在北平办厂的想法,并决定厂址建在他家南边的黄旗马圈。经过一年多的运作,1935年3月工厂投入生产,成为京城第二家民族火柴工业的工厂。
    1937年至1945年日寇统治北平时期,日本人为了控制火柴的生产,掌握着火柴原材料的供应,原材料供应不足经常停产。日寇投降后,公司恢复生产,增加了制盒、制梗的生产工序,添置制盒机2台、旋梗机1台、切割机1台,都是电动的。木制手工切盒机1台、磨刀机1台。职工发展到200多名。每天生产火柴几十箱,每箱240包(每包10小盒),年产量约2万箱。
    北平和平解放后,按照政府要求工厂迁往永定门外。
    厚生火柴公司在1946年恢复正常生产,增加了制盒制梗工序。工人由原来的百余人增加到300人,其中三分之二是童工,大多在10岁左右。朱桂荣1947年到火柴厂做工时才9岁,那时厂里还有比她小三四岁的孩子,工作案台又挤又高,她们只好坐在案台下的地上干活儿。
    虽然当时已经有了简单规模的机械化生产线,但是资本家为了省钱还是使用人工手摇机器。如摇排梗机和摇卸梗机的工人,他们劳动强度大,俩人一台机器,完全是手工操作,每天需要做六七千个上下重复动作,累得膀子酸疼,为了养家糊口,却又不得不干。旋梗机旋下来的木片需要码板的是童工,装火柴的是童工,每天装三、四十盘,每盘180盒,机器房干杂活是童工。锯木、晒梗是在露天干的工作,冬天,工人没有防寒用品,冻得伸不出手;夏天,热得没地方躲,顶着太阳干活,汗流浃背。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北平,工人的待遇低,童工的待遇更低。当时物价飞涨,每周开支的钱只能买几斤棒子面。装火柴盒的童工,装一盘(180盒)的工钱只有4分钱。童工每天都踩着小板凳站在案台前不停地装火柴,一天能装5400多盒,可一周下来挣的工钱只够自己一个人吃窝头、白薯。
    火柴盒上的玻璃砂(即划火柴棍用的)是涂砂工人刷完胶后将很细微的玻璃粉用手扬上去的,由于玻璃粉在飞扬过程中被吸入了工人的肺中,几年后,工人们就会患上矽肺病。为了保证火柴的抗潮性,和药时必须加入少量的黄磷,因黄磷属块状易燃物体,并且有毒有臭味,还必须在装着水的缸里研磨,研黄磷的工人就会严重损坏牙齿,以致牙齿脱落。因硫化磷火柴易燃,童工在装盒时,不小心火柴头磨到盒上的玻璃砂,一盒火柴连手一块烧着了,工厂也不备烧伤药,每天都有烧伤手的童工,甚至头发、眉毛都烧了。赵玉兰和王淑仪都是1947年13岁时进厂的,她们说,“那时车间里常有烧肉味儿,不是因为有肉吃,而是因为童工的手心常被烧着。那时的火柴不是安全火柴,装盒时一摩擦很容易着火烧手。为了能继续干活,我们就用火柴盒上的砂子磨伤口,直到麻木为止,时间长了满手都是茧子,苦死了。”童工有时互相说话,干活慢了点,就要挨资本家和工头的毒打。装完一盘火柴,交到工头手里检查,如果发现装的不整齐,童工就要挨打受骂。
    晚上下班时,工头在厂门口检查和搜身。特别是冬天,工头都要摸一摸工人穿的破棉衣,怕里面夹着火柴。冬天上班时天还没亮,晚上点灯以后才下班。天天披星戴月地上下班,有时甚至能加班到晚上11点,还常常拿不到加班工资。下班晚了,在城外住的工人们就得跑着出西直门,如果城门关了,工人就出不了城,那么他们既没地方住,也没地方吃饭。旧社会,工人家里没有钟表,就点一根香,老人还得看着。香点完了,把孩子叫醒上班。工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吃的是白薯须子(手指粗的白薯,价钱低),身上穿的是漏着棉花的破棉衣,脚上穿是漏着脚后跟的棉鞋,工人的生活苦不堪言。
    当时有的工人一家五口,有四人在火柴厂做工,老头儿在厂子洗磷、晒磷(每天和药的药水澄清之后,把沉下的磷再洗净晒干,还可以利用),劳保用品只是一个口罩、一个围裙,因硫化磷有毒,老人的手和脸都脱皮;家里老大摇排梗机,老二摇卸梗机,老三年纪小,装火柴盒,老太太在家做老虎活(就是用破旧的布给人缝补衣服)。五口人只租住在8平方米的一间砖头房,屋内土坑上是破炕席,炕上是破旧的棉被,唯一的家具是一个破火炉子,老太太还要捡煤核。平时一家五口经常吃白薯须子,吃顿窝头就是改善生活。老二有时下班后还到护城河去拉冰赚钱。还有一家六口(老人带着两儿仨女)都在火柴厂做工,家住在西直门城根的破砖头房。
    由于生活的贫困,很多三四十岁的男工都过着单身生活。在旧社会工人是没有任何保障的,他们为了活着,只有拚命地干活。
    解放前,工人身处社会最低层,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但是工人们都很团结,他们相互帮助、关心和照顾。童工杨秀兰见到街坊姐俩上街要饭,就主动介绍她们到厂里来工作,姐俩解决了吃饭难题。有个姓倪的残疾工人,走路困难,每天上下班都有工友背着他,而且一背就是几年,直到解放后厂子迁到永定门外。
    北平和平解放后,工人阶级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当家做了主人。军管会派军代表马建文同志来厂,向资本家提出有关保护工人利益的条件,保障8小时工作制,不能加班加点,提高工人的待遇,保证职工身体健康,成立医务室。后来区委、区工会都派干部来给工人讲政治课,帮助工人提高阶级觉悟和对党的认识。经过教育,工人们的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积极要求加入党组织,并涌现了赵振邦、赵玉香、姬顺才等积极分子,这些同志都参加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厂党支部、团支部、工会。为了提高工人们的文化水平,在区工会的大力帮助下,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去北大工学院上文化课。为了活跃工人的文化生活,厂里成立了秧歌队、腰鼓队、歌咏队、话剧团、乒乓球队等文艺团体。每天下班后,工人们开展各项活动,到处都洋溢着工人们的欢乐场面,有开会的,有学习的,有排演夫妻识字的,排练腰鼓的,还有扭秧歌的。由于阶级觉悟、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平的的提高,工人们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单身工人也都结了婚,这在解放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工人们兴高采烈,每天加紧练习腰鼓、秧歌,并且都做了新的蓝制服。9月30日晚上,工人们兴奋得不得了,一夜没睡觉,天还不亮,就排着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此时万众欢腾,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的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欢呼声响彻云霄。工人大军游行开始了,火柴厂工人的腰鼓队走在游行队伍前面,到天安门前时,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向工人队伍挥手致意“工人同志们万岁!”工人大军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由于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向我们挥手,工人们更是兴奋得睡不着觉。
    1951年根据政务院的指示,凡在北京市内的易燃易爆企业,都要迁往永定门外。厚生火柴公司1951年变卖了黄旗马圈的厂地和厂房,将所有设备迁往永定门外安乐林南里,并在那里重新建厂,并于1952年恢复生产。至1956年并入北京市火柴厂前,厚生火柴厂的产量达到8万件(每件100包)。

 

7/31/2007

收藏日记-2007年7月收获(2)

麒麟
广州文明火柴厂,其前身为1889年旅日华侨黄润堂创办的文明阁火柴局。1920年由黄壮飞投资改称文明火柴厂,经理黄焕之。
1938年,广州沦陷前停业。
 
蝠禄寿
广州文明火柴厂
 
国货
*广东土造火柴行,待考
 
共和万岁
宁波正大火柴厂
 
地球牌
*上海振兴公司,待考
 
五路财神(背标)
上海利民火柴厂
 
嘉庆二版
宁波正大火柴厂
7/28/2007

人物志-曾华檀

爱国归侨-曾华檀    
      曾华檀老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归国华侨,是一位经历了满清王朝、中华民国并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及发展壮大的世纪老人。他的一生经历坎坷并充满传奇色彩,他于1907年出生于印尼蒂文,1913年回国接受教育,中学毕业后赴新加坡入读英国剑桥大学主办的大学预科的英文学校。曾华檀先生的父亲曾国聪当时是印尼泗水侨领、印尼华侨商会会长,与孙中山先生是好友。孙中山先生革命成功后鼓励曾国聪回国建设国家,曾国聪先生应孙中山先生的邀请回厦投资并请来了美国留学的工程师周醒南,到厦门设计当时的厦门市政规划;开马路、建码头、商店、戏院等。1928年,曾华檀先生在新加坡毕业后,被父亲曾国聪派到厦门筹办及经营思明电影院,他是中国电影业的创始人之一,思明电影院从播放无声电影到有声影片,就当时中国的电影业而言,几乎是和上海同步,最早为中国引入了外国电影,开阔了厦门人民眼界。虽然曾华檀先生在经营电影事业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少波折,但在他的努力经营与成功管理下,思明电影院生意欣欣向荣,成为当时厦门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娱乐场所。
  1937年7.7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曾华檀先生誓死不为汉奸,毅然放弃厦门的事业前往香港,1939年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的曾华檀先生又回到厦门,参加抗日义勇军并担任队长,但不幸被日本人逮捕,之后有幸逃脱并偷渡到漳州,在这期间,他在福建省南靖龙溪中学担任高中的英文教师。
  抗战胜利后,曾华檀先生回到了厦门,当时的思明电影院已落入汉奸手中。而经过多年的抗战与内战后,此时的曾华檀先生已从一位富甲四方的商人变得一无所有。1950年,在当时华侨集资开办的“华垦公司”的支持下,曾华檀先生兴办了厦门火柴厂并任厂长,在没经验、没技术的困境下,他刻苦钻研学习,终于研究出制作火柴的配方,同时他对火柴厂的生产经营进行改革,创立了“双喜牌”火柴,1964年“双喜牌”火柴在全国质量评比中荣获第一名。1971年,火柴厂改为包装厂,曾老先生于1978年退休在家休养。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后,曾华檀先生极力鼓励和支持子孙亲属回到祖国参与经济建设并时常教育子孙为社会公益事业多做贡献。
  曾华檀老先生的一生是曲折而丰富的,他亲眼目睹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演变--中国从一个贫困落后、深受列强欺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发展壮大成为今日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国泰民安。他是一位充满爱国热情并爱好和平的老归侨。
 

厦门火柴厂小史

 厦门火柴厂
   
抗战胜利后,杰出的爱国归国华侨曾华檀先生回到了厦门,而经过多年的抗战与内战后,此时的曾华檀先生已从一位富甲四方的商人变得一无所有。1950年,在当时华侨集资开办的华垦公司的支持下,曾华檀先生兴办了厦门火柴厂并任厂长,在没经验、没技术的困境下,他刻苦钻研学习,终于研究出制作火柴的配方,同时他对火柴厂的生产经营进行改革,创立了双喜牌火柴,1964双喜牌火柴在全国质量评比中荣获第一名。1971年,火柴厂改为包装厂。

人物志-丛良弼

民族企业家-丛良弼

  丛良弼(1868—1945),号庭梦,道号良悟。蓬莱县安香丛家村人。民族企业家。
      丛良弼出生于农民家庭,青年时代先后在烟台、上海等地东顺泰商号为店员,因勤于事业又精明诚信,被派往日本大坂川口九十六番东顺泰任资方代理人,负责收购火柴向中国 贩运。其时,国内火柴主要依赖进口,俗称洋火。丛良弼深为中国工业落后,大量资金外流而感到痛心。他考察了日本的实业状况,发起组织北帮商会公所,并出任董事。大坂中华商务总会成立后,他被推选为总理。1912年,民国初建,政府以振兴中华,实业救国为名,召集海外侨胞共商国是。丛良弼以旅日华侨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出席会议,深受启迪。1913年,丛良弼凭藉对火柴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资料的长期积累,在济南投资20万元创建振业火柴有限公司,生产蜘蛛、三光、三狮牌硫化磷火柴。当时,国内几家日本火柴厂生产的火柴,药头均采用冷胶,唯振业采用热胶,药头光滑,不易受潮,发火有力,一经上市,迅速占领了津浦路、陇海路沿线的火柴市场。五四运动暴发后,国内抵制日货运动日益高涨,振业火柴出现先交款后付货的供不应求局面。1920年和1928年,丛良弼投资60万元,先后在济宁、青岛增设分厂,所产火柴除行销国内市场外,还供出口。至此,振业公司生产规模之大,资金之雄厚,工艺之先进,市场之广阔,均为国内各生产厂家之冠。经与丹华、华北等国内火柴生产厂家共同努力,结束了日本、瑞典火柴垄断中国火柴市场的局面,国家和人民咸受其益。
      在经营火柴工业的同时,丛良弼于1923年前后于潍县创办裕鲁颜料股份有限公司,于青岛创办胶厂、制干厂、三合板厂。
      丛良弼颇具民族气节,注重维护民族利益,所创公司命名振业,实取振兴中华,实业救国之意;创业伊始即规定不准外国人入股,购置设备也尽量立足于国内。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青岛,多次邀丛良弼出任青岛市市长和商会会长,均遭到严辞拒绝。
      丛良弼热心公益慈善事业。1924年在家乡蓬莱出资兴办良弼小学,师资、设备均属上乘;常为各地赈灾捐款,曾先后三次获国家、省级赠匾褒扬。其他如开办平民小学、设粥厂、施棉衣等项,赈施从不吝财。
      丛良弼是青岛国际红十字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会长,在任期间,出资兴建了红字会大楼。1942年日军制造马石山惨案后,丛良弼出资活动,率红字会同仁营救出抗日军民千余名。
      丛良弼很重乡谊,在济南曾办同乡会,接济乡亲。凡蓬莱人去济南,无食宿者安排食宿,无职业者介绍职业,扶困济厄,乡人受益者甚多。
      1945年,丛良弼因病医治无效,在青岛逝世,终年77岁。  

文摘-青岛火柴工业发展史略

      曾被人们称为“洋火”的火柴,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进入中国的。中国自己生产火柴是从1879年开始的,这家中国工厂就是广东的巧明火柴厂。到1903年,全国各地共开设了18家中国人办的火柴厂(当时山东还是个空白点)。但是,由于设备和工艺落后,国产的火柴在市场上根本无法与“洋火”竞争,日本火柴得以充斥市场。日本火柴初期向山东倾销是由日商直接经营,后来逐渐由中国商人代销。烟台东顺太在日本大阪设庄专门代销日本火柴。他们指定商标,并注“东顺太监制”等字样。如“三光”、“津昌”、“山狮”等牌号的日本火柴,曾行销于山东、河南一带。
  东顺太大阪庄的负责人丛良弼,从代销过程中学了一套关于火柴的生产工艺和经营管理的经验,于1913年集资10万元在济南创办了振业火柴公司。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等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19年又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发展的机会,振业火柴公司因而发展起来,于1919年在济宁设立了第一分厂,1928年又在青岛设立了第二分厂。这时,振业的资本已由原来的10万元增至100万元。
  由于进口火柴数量锐减,火柴市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新的火柴厂便应运而生。到1933年,全国便有75家火柴厂。其中,山东有26家,青岛则有10家之多,另外还有4家日本火柴厂。山东火柴厂家数约占全国的1/3,火柴产量也接近1/3。青岛的火柴产量则占全省的2/3以上,约占全国产量的1/4左右。这就是“中华全国火柴联营社”在青岛建立分社而只在济南建立支社的原因。

  一、日人垄断青岛火柴市场

  1916年,由大阪磷寸株式会社投资,在华阳路办起了山东磷寸株式会社和东鲁磷寸工厂(后来并为一厂),拥有排梗机二三十部。1918年,曹县路8号又开办了一家青岛磷寸株式会社,是日本共同磷寸株式会社的陇川仪作开设的,拥有排梗机40部,日产火柴140箱。经理是丰岛慎三,主要商标是“三阳”牌,山东磷寸则是“三星”牌。这两个牌子的火柴是颇有名气的。它们的产量大,很大的一片市场被它们占领了。同时它们又有政治后台,所以在它们设厂之后,即请日本统治者下了一道命令,在他们两厂周围25华里(一说为30华里)之内,不准再设火柴厂,日本人也不例外。因此,日商福隆火柴厂也只好设在沧口了。
  山东磷寸地处华阳路下部,青岛磷寸则居于曹县路顶端,所以俗称前者为下公司,后者为上公司。
在日本占领青岛之后,日本商人纷纷来青淘金。在火柴业中,当时曾有一家明石磷寸工场,只有一部排梗机,雇佣一名中国人给他手工摇车,还要兼带做饭。因为手工操作成本高,不久就被淘汰了。
  中国收回青岛之后,关于在山东、青岛两家日本火柴厂周围25华里之内不准设火柴厂的禁令渐渐变成只对中国人有效了。1924年又有日商华祥磷寸株式会社在诸城路设厂。稍后,有东华磷寸在曹县路4号开办,距离青岛磷寸就更近了。

  二、青岛民族火柴工业的兴起

  在青岛成立最早的民族火柴厂是1919年设在市郊城阳的胶东火柴厂。
  1925年,济南振业火柴厂总办丛良弼,来青岛向地方当局几经交涉才得到批准。在东镇曹县路四大方地皮上筹建厂——青岛振业火柴厂。它一开始就具有大企业的气概,将曹县路29号作为火柴厂区,其中包括管理机构、仓库和职员宿舍,31号则是工人宿舍,还设有医务室、职工澡塘等。曹县路33号是梗片厂,除自给之外,还供出口。这在当时来说,几家日本工厂也是望尘莫及的。
  青岛振业火柴厂经过三年筹建,于1928年正式开工,拥有排梗机25台。其生产设备比山东、青岛两家日本火柴厂还齐全些。青岛振业火柴厂的主要机器都由济南总厂承做。虽然排梗机的质量较进口的尚有逊色,但这种立志自强不依赖进口的精神还是可贵的。当时青岛振业的日产量可达80大箱,火柴价格每大箱42元。
  振业一开始就生产硫化磷火柴,比华北、东北各地生产的黄磷火柴进步多了。青岛振业第一任经理是吴心斋,技术负责人是济南振业从天津丹华火柴厂聘来的张厚庵,职称为“教习”。起初规定他在济南、济宁、青岛三处厂之间轮流巡回,后来则专驻青岛。此人较保守,把天津丹华火柴厂的一些陋规恶习和封建制度照搬过来,例如随便打骂工人,甚至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设置两根“水火棍”(旧社会衙门里打人的一种刑具)。他又不准业务人员进入车间,生怕泄漏他的技术奥秘。只有总办丛良弼可以自由进入车间,连副经理也无此权力。但是他对火柴质量认真负责,不合格的原料绝对不用。当时几家日本火柴厂,火柴药头用胶,一般都用冷胶,独有振业长期坚持用热胶。前者因药浆体积膨胀,可以降低单位用料,但火柴头表面粗糙,容易吸潮。后者单位用料较多,影响成本,但火柴药头表面光滑,不易受潮,而且发火有力。这是振业几种牌子的火柴在市场上获得信誉的主要原因。
  1928年,华北火柴公司在利津路(现青岛火柴厂址)筹建,翌年正式投产。这是民族资本在青岛市创办的第二家火柴企业。经理周子西和厂长江一山,原来都是日商华祥火柴厂的中国头目。他们不但有业务能力,也懂生产技术。股东中也有复兴祥经理邹道臣的投资。虽然初办时额定资本只有4.5万元,因为经营有方,他们的活动范围还是不小的。起初只有排梗机7部,不几年就发展到36部。常用商标有“中山”、“北斗”、“良心”等牌子。开工不几年,产量就超过山东、青岛、振业等厂,资本也逐渐增至20万元。
  华北火柴厂的迅速发展。在生产管理上有以下特点:其一,非生产人员少,工作效率高,管理费用较低;其二,所用木材全是自己从东北或日本北海道直接采购整船运青,成本较低。其他原材料也都从日本直接进口,减少了中间环节;其三,不断采用新技术,节约原材料,降低成本;其四,为了多赚钱和竞争取胜而不择手段,如偷税漏税、兼并临清县鲁西火柴厂等;其五,厂的负责人还善于利用职员和把头为工厂效力,方法之一是“重赏勇夫”。
  青岛振业的鼎盛时期,职工人数接近1000人,最高日产量为480桶(6桶为一大箱)。华北火柴厂职工总数为800人,最高日产量为840桶。在1936年前后,华北的“忠山”牌(因禁用“中山”作商标,改为“忠山”)火柴畅销河南、陕西等省,在豫南已销到漯河、驻马店一带,到达长江岸边了。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风暴,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形成强大的群众运动,使日本火柴的销路遭受到严重打击。国产火柴则受到群众欢迎,销路大畅。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原有的工厂增加了产量,而且又有许多厂诞生。青岛市区在华北火柴厂建厂之后,到1934年,先后又有明华、华鲁、鲁东、胶东(城阳)等新厂设立,这一阶段青岛市区的火柴厂计日商企业4家,民族资本企业9家。
  与此同时,青岛附近的几个县以及烟台、威海、龙口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十几家火柴厂。厂设乡区,各种原料都要从青岛购运,条件很不方便。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青岛形成了我国火柴生产的重要基地,同时也是火柴机械制造基地和火柴原料如火柴梗片、夹立板和硫化磷等的生产基地,不仅供应国内需要,还提供了出口产品。
 

  三、火柴业在不同时期的兴衰起落

  青岛市的火柴工业从1928年到1933年,总的说来是兴旺发达时期。此后,则因近郊和其他县市也都有了中、小型火柴厂,不久就出现了火柴生产过剩的局面。振业、华北两家大厂可以远销外省。振业依靠资金雄厚,而华北则由于经营有方,始终保持后来居上的局面。至于几家日本火柴厂,由于一般都有本国母公司的支持和他们享有的政治特权,总是有利可图的。但中小厂则点金乏术,或者被兼并,或者被淘汰。除了日商华鲁和福隆之外,威海路有家华胜火柴厂(系新盛泰皮鞋厂投资),开业时间和振业差不多,没有多久就停办了。后来在四方北岭又有一家华鲁火柴厂,也是昙花一现。至于其余的几家中国厂,初期尚有利可图。1934年以后,由于洋货大量倾销,“白银外流”,影响物价持续下跌,火柴自然不能例外,而火柴统税则有几次调高,再加上当时火柴生产过剩,中小厂处境更难。他们既不能像振业、华北那样远销外省,也不能像郊区小厂那样靠偷税来支撑局面,因而渐趋萎缩。日商仗恃他们的特权,明目张胆地把火柴船运至大连或东北,再回流关内倾销。不但大量偷税,也回避了当时中国人民抵制日货的浪潮。
  抗日战争前的一二年,全市的火柴业,总的说来是比较平静的,既未再设新厂,也无旧厂被淘汰。同业间意识到互相倾轧势难共存,因而要求当时的政府组织合作,有限制增设新厂,企图用限制生产和联合推销、操纵价格等办法来达到共存的目的。在社会局主持下,一度成立过“鲁青火柴产销合作社”,社址在胶州路。华北火柴厂的周子西任理事长,济南恒泰火柴厂的王渭川任经理,振业的吴心斋任会计主任。各厂在分配生产数量等利害问题上都有私心,所以大小问题都有纠纷,办了不到一年就解散了。在这幕闹剧中,周子西身为理事长,私心最重,办事不公平,借职务之便,经常私自向外发货。在一次业务会上,洪太火柴厂负责人李涟溪揭发华北火柴厂捣鬼,周子西则反唇相讥,若非众人劝阻,几乎大打出手。

  四、由联合经营到分道扬镳

  鲁青地区火柴产销合作社解体之后,各厂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大厂销路广泛,虽然利薄甚至亏损,尚能勉强维持,不过资金周转更加吃力了。中小厂则困难重重,有胆量和有条件偷税的还能得失相抵,比较老实的则濒于绝境。当时有几家火柴厂开工不到半年即被迫停工。青岛市区的明华、信昌、兴业、鲁东等中型厂,也只能部分开工,勉强支持。
  1933年至1935年出现的不景气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盲目发展、供过于求的因素之外,致命之伤则是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大幅度地提高火柴统税造成的。最不合理的是那次税额调高,越是低级的火柴调高的幅度越大。当时的高级安全火柴提高只有1.1倍,普通安全火柴提高1.32倍,而硫化磷火柴则提高1.7倍(从过去每箱征税5元提高到13.5元)。事实上等于排斥硫化磷火柴。当时青岛市的火柴同业公会曾上书当地政府求救。大意是:“本市均产硫化磷火柴,按市价每箱不过二十二三元,货一出厂即须先垫付13.5元的税额,实难负担”等等。后来山东全省同业又向山东省政府请愿。此后,“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又直接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体恤商艰,降低税率”。而得到的批复仍是“碍难照准”。为了维持生产,保存实力,各地区都先后成立或试办过联合生产组织,如山东的“鲁青火柴产销合作社”、南方的“维业堂”、东北的“火柴专卖”等等。
  比较完整的是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总经理刘鸿生倡仪的“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它的主要内容是:规定各厂产销数量;审定各牌火柴售价;限制新设厂;统一会计制度;改良技术;裁决各厂间的争议等等。1934年4月,在上海召开这个全国范围的联营社成立大会,但因各家都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以致无结果而散。刘鸿生认识到,搞全国性的托拉斯是不可能的,便后退一步,先搞华东与华北的地区联营,正式成立了组织,总社设在上海,青岛和天津设两个分社。包括日本厂,属中日合办性质。因为当时青岛的四家日本厂火柴产量很大,如果不将他们组织进来,更为不利。当时总社的人事安排是:刘鸿生任理事长,日本人植田任副理事长,大中华经理徐致一任总经理。青岛分社理事长是济南振业丛德滋,兴业曲建堂任常务理事,济南东源王渭川任经理,社址在河南路。各厂分配生产数量是根据过去几年交纳税的记录。按说这样做是不合理的,但暴露了大小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小厂及各县的火柴厂,大都是靠偷税来维持生产,保持利润,如是按照交纳统税的记录为依据,那事实上等于惩罚了他们,因此引起这类厂子的反对。他们主张按照排梗机的登记台数来分配产量。这样则大厂不甘心,所以斗争十分激烈。其实大厂之间也是同床异梦。较为保守的振业、兴业、明华、信昌、鲁东等厂赞成按交纳统税分配产量。华北周子西表面同意按交统税分配,背后则和小厂站在一起,甚至公开纠合小厂与联营社对抗。这是因为:第一,作为青岛的一个大厂,总社和分社都无周子西的席位;第二,当时华北火柴厂的产量虽然早已超过振业,但它也有漏税行为,甚至是大量的。特别是华北火柴厂的野心很大,自由竞争的局面持续下去,对华北火柴厂有利,不但可以挤垮振业,还可能和大中华争夺长江流域的市场。所以对于联营不但毫无兴趣,而且恨之入骨。就这样明争暗斗,始终未断。分社开幕不久,即陷于瘫痪,接着就发生了“七七”事变,联营也就寿终正寝了。
  在这场斗争中,四家日本厂属向心派,因为它们虽然也有偷税行为,但生产数量仍然占优势。同时它们也觉察到中国办厂,在民族工业占优势的情况下,能够维持既得利益就应该满足了,而且在总社和分社都有一定席位。更重要的是刘鸿生为了讨好他们,答应日本厂在中国人民抵制日货期间所受损失,由联营社给他们以巨额补偿。这也是小厂反对联营的有力借口。

  五、敌伪时期的火柴业和它的联营社

  (一)青岛沦陷后的火柴联营社
  1938年1月青岛沦陷。首先是几家日本火柴厂先后开工。中国火柴厂尚在观望中,以后也陆续复工。紧接着火柴联营社就宣告成立。头两年在河南路办公,后来迁到中山路18号。虽然也挂着“中华全国火柴联营社”的招牌,统辖范围则只限于华北的几个省。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后,为了分而治之,把华北与华东分成两个部分,两台傀儡,两种币制。青岛和上海的贸易都要申请外汇,完全是两个国家的形式。因此这时的所谓中华全国火柴联营社,实际上只是华北地区的火柴联营组织。总社设在北京,天津、青岛设两个分社。总社负责人是日本军部派来的加藤,青岛分社经理是日本人贺来,副经理原是兴业的曲建堂,因受贺来的排斥,调到总社去当挂名常务理事。把原任秘书主任的曹毅民提升为青岛分社的副经理。
  (二)敌伪时期火柴业的变迁
  因为有了联营组织,绝对不准再设新厂。恢复生产的头一二年,各厂情况大致尚好。一因事变前后各厂长期停工,火柴脱销;二因郊区及几个县的火柴厂多数无法开工;三因原料不缺,所以出现了短时间的“繁荣”景象。而四家日本柴厂由于长期嫉恨华北火柴的经营手段使得他们受到损失,它们对华北火柴厂要强行入股,资金比例为日股55%,华股为45%。这时周子西已死,华北的一切事务统由江一山负责。从此华北就成为中日合办的火柴厂了。在日本领事馆的登记执照是“株式会社华北磷寸工厂”,中国厂名则是“股份有限公司华北火柴厂”。青岛取引所理事长安藤荣次郎任董事长,经理仍是江一山,另派日本人内海忠胜管总务,是事实上的军代表,大小事无所不管。此后,又在信昌火柴厂加入日本股,它的资金比例是中国股占49%,日本股占51%,委派西庭间为代表。其他的火柴厂还保持原来面目。
  (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青岛火柴工业
  中国的持久战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美梦。随着战局的逆转,日本的“以战养战”和“以华制华”的政策也濒于破产。在当时的火柴业中,也明显地展现出来。因为火柴原料中的几种化工原料,如氯酸钾、黄磷、氧化锌、石蜡等全由日本或东北进口,火柴联营社也正是凭着这个条件来控制各火柴厂的。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国民经济更加军事化了。此时对于化工生产因为原料和电力不足,已经无力兼顾。从1940年以后,主要原料的分配逐渐压缩。当时几个大厂所分配的原料尚可勉强部分开工维持开支,一些小厂根本无法开工。于是所谓“共同制造”的名堂就应运而生。实际上就是部分小厂因为配给的原料有限,无法开工,因此将分得的原料,集中在一个厂生产,然后再根据各厂投入的原料来核算利润。当时的明华火柴厂就承担了这个制造厂的任务。第一次是1940年至1941年,沧口的明华、金口的振东、牛齐埠的福来等3厂联合,名曰“明华联合厂”。第二次是1942年至1943年5厂联合。除上述3厂,又加入了即墨的海滨和蓝村的中亚,仍名明华联合厂。第三次,1944年至1945年增至7厂联合。除第二次5厂之外,又增加烟台的昌兴和城阳的胶东,改名为“明华共同厂”。无论联合厂也好,共同厂也好,都是临时性合作,而不是真正的入股,只将分得的原料做完之后,也就各奔前程了。


  六、中华全国火柴联营社青岛分社的有关情况

  (一)错综复杂的斗争
从火柴联营的酝酿到组织成立,刘鸿生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他在上海和江浙一带,已经兼并了许多火柴厂,势力相当雄厚,成为事实上的火柴大王。到了这种地步,他急于想消除竞争,以便腾出手创办其他事业。他一面利用和国民党政府的人事关系,一面对外商火柴厂给予破格照顾,这样或明或暗地企图压服持反对态度的中小厂。中小厂最愤恨的是联营社对兄弟厂这样刻薄,对日本厂却大加照顾。几家日本厂的偷税行为比中国的中小厂还要严重,但却找到一个歪理,说是弥补因抵制日货所遭受的损失,每年给他们补偿10万多大箱的产量。这个数字占当时华中6省、山东、河北3个地区总产量的1/7,占山东总产量的1/5,青岛总产量的1/3。这种媚外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小厂的激烈反对。当青岛分社成立时,有20家中小厂不参加。他们一面利用报纸揭露联营社的弊端,一面向南京政府和山东省政府控告联营社的垄断把持、摧残小厂的行为。接着又以“鲁豫区火柴联合办事处”的名义与联营社分庭抗礼。这一来,打乱了联营社的计划。当时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了继续勾结厂方,截留中央税款,骨子里也反对成立联营社,所以一面应付南京政府,一面暗地支持反对派。若不是爆发了抗日战争,火柴联营组织很可能永远成立不了。
  (二)青岛分社的概况
分社经理室下设秘书、储运、材料、会计、技术等5科。储运科管辖所属各厂的火柴调拨并与全体经销店打交道。技术科专管火柴质量、评级、检查火柴枝数,并规定火柴统一配方。因为火柴已经供不应求,实际上不是提高质量而是偷工减料。材料科是掌握全体社员厂的原料分配,职权较大,科长长期由山东磷寸的可儿一夫担任。联营社成立之初,各种原料都各厂自筹。从1940年起,氯酸钾、硫化磷等主要原料由联营总社直接与日本厂统一定货,然后按照各厂生产比例分配使用,各厂不得自行购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各种物资愈趋匮乏,日本军部对于各类商品规定了若干等级。例如,所谓军用物资绝对禁止买卖;统制品(煤、油、盐、火柴等)必须经过许可方准交易。此时联营社对各火柴厂的控制也更加严格了,从1941年起,所有的火柴原料统统划归联营社统一配给;并规定非经联营社许可,不准将原料转让或买卖,违者给予暂时或永久停止配给原料的处罚。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各条战线上的失利,军需品也越来越短缺,工业原料更加缺乏。火柴引梗用的石蜡,平时都从日本或伪满进口,因为来源断绝了,一度用棉子油代替。后来连这类植物油也无法保证了,又以硫黄代替。这就是胜利前夕市场上供应的黑头火柴,发火之后很长时间才能引杆,在燃烧过程中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在河南、陕西叫这种火柴为“阴火”。在西安解放以后还生产过这种火柴,因为它的抗风能力较强。
  为了防止社员厂超定量生产,在各厂都派驻查核员,负责核实当日报产数量,并直接与经销店打交道。因为敌伪控制检查严格,在这时期各火柴厂偷税的情况比较少见。

  七、抗战胜利后青岛的火柴工业

  (一)胜利初期青岛的火柴市场
  从胜利至1946年,青岛的火柴一部分是敌伪时期本市积存的黑头硫黄火柴,不但有刺鼻的气味,而且有一半不能发火,不受消费者欢迎,后来削价处理,运销外地;另一部分是美国的所谓剩余物资,杆粗头大,质量很好;另外尚有携带方便的纸梗火柴。那时最畅销的是上海生产的安全火柴,其中“南京”、“黎明”、“宁波”等牌号的火柴盛极一时。因为上海在日本投降后,火柴原料的进口迅速而便当。各火柴厂复工较早,青岛当时又正处于青黄不接时期,所以上海货乘虚而入。在很长一段时间,上海的安全火柴是杂货批发商经营的大宗商品。后来本市的火柴厂陆续开工,上述情况逐渐改变过来。因为就群众的使用习惯来说,不但在农村,就是在青岛,硫化磷火柴由于使用方便,仍然很受欢迎。
  (二)日本火柴厂的接收和处理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经济部派来了接收大员,封存了青岛、山东、华祥、东华等火柴厂和光阳硫化磷工厂,并派人驻守。其中山东磷寸还贴了经济部和军政部两家的封条。后来成立了“敌伪产业处理局”,专事处理在青岛的敌伪产业。表面采取招标方式,但其中弊端颇多。例如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来青标购青岛磷寸株式会社的内幕,当时社会上就有很多非议。上海大中华对于青岛这个优良的火柴基地,早就垂涎三尺,趁招标处理敌伪产业的机会,派人来青投标。当时青岛有能力的大厂如振业等已趋向保守,无此野心,中小厂又无此力量,这就为大中华染指青岛创造了条件。当时还有一家天津厂前来竞标,大中华与其达成默契,让天津方面弃权。大中华得标之后,无偿赠予他们排梗机10部、卸梗机5台、制梗机1套。另一方面,也是主要方面,贿赂敌伪产业处理局的有关人员,给予降低估价、拖期缴款等方便。当时恶性通货膨胀,拖期缴款得标者受惠更大。就这样,日商青岛磷寸很快便落入上海大中华之手,改名为青岛火柴公司,成为大中华在青岛的一个分厂。东华火柴厂为上海方善B85F得标,改名为华东火柴股份有限公司,额定资本为5万元。华祥火柴厂被官僚资本徐继庄弄到手,改名为新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经理为余一来。只有山东磷寸因为厂址改为军用,原料被盗卖一空,只剩一部分机器设备,处理给益隆火柴原料工厂,又转让给后来开办的国华火柴厂一部分,其余部分则投资于后来开办的裕隆火柴厂。光阳硫化磷厂为几家火柴厂集资买下,改名为永大化工厂股份有限公司。
  此外,华北和信昌两火柴厂的敌股,也分别做了内部处理。
  (三)解放前的青岛火柴业
  青岛火柴业在联营社统治时期,主要原料氯酸钾和硫化磷,各厂都无库存,从国外进口,又不如上海方便,所以不管是老厂或新厂,在1946年以前没有几家开工的。开工最早的要算是即墨海滨火柴厂,因为它和烟台昌兴火柴公司是利用了当年明华火柴厂联合生产时的剩余原料,又从盐务局标买了一部分氯酸钾和硫化磷之类的主要原料。
  大部分火柴厂是1947年陆续开工的。除了原有厂和标买敌产的3家新厂,这时又有了几家新开厂,如前述的国华、裕隆两家中型厂及恒升、胶济、中兴、农民、永裕等几家小厂。此外,还有从外地迁来的两家小厂,如金口的振东和由潍县惠丰转化过来的远东火柴厂。也有一分为二的厂子,如鲁东火柴厂因为家务问题在原厂址又分出一家天方火柴厂。再如,兴业原来是曲建堂和裕丰银号股东张之平合资开办的。解放前夕张家要求分家,后来的建业火柴厂就是从兴业分出来的。中鲁火柴厂是济南益华火柴厂经理郭健秋投资的。
  这一时期有这么多的新厂成立,一因火柴联营社解体,当局不再限制新设厂,二因火柴厂生产简单,可以大干也可以小干。特别是青岛地区火柴工业发展较早较快,造就了许多技术工人,并且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为新建小厂创造了有利条件。解放前夕青岛市的全部火柴厂大大小小共计21家。
  (四)同时期火柴的产供销情况
  各火柴厂一般都是1946至1948年陆续开工的,当时大厂只是局部开工,如振业、青岛等几家只开动排梗机6~8部。小厂虽然全开,但只有两台排梗机,产量也是有限的。所以1947年的产销情况基本平衡。大中厂的产品有的海运至连云港,再沿陇海路西运,或者南运至蚌埠。有的船运至天津,转于唐山、秦皇岛一带销售。小厂则在本市销售。在河北路有几家杂货店代销,后来则有很多小贩摆摊销售。此时几种化工原料的供应比较充足。大厂通过进口商直接从美国进口,小厂一般在本市或者上海购买,总的说来原料供应比较充裕。
  火柴如果装船或者装火车,一定要用木箱。装汽车或者在市郊、市内销售则用蒲包,不但成本低,还可以回收使用。而回收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些微的节约,而是凭借包皮上的旧税花可以漏税出厂,或者完全瞒过统税局的驻厂人员,或者双方分成。这种情况,在大厂是比较少见的。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统区将火柴也列为战略物资禁止向解放区贩运。特别是工业城市的相继解放,解放区的火柴厂已经陆续开工,这就大大限制了火柴销路,使青岛火柴的产销每况愈下。所有的火柴厂都集中在市区或市郊倾销。这时沧口的明华、农民、永裕等厂的日子还比较好过些,因为从沧口运到解放区较为方便,它们的牌子在郊区还比较适销。但各厂产品都往沧口集中之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绥靖区司令部强令每包火柴(240封)要缴纳大头洋一元的所谓“绥靖费”,凭许可证经过五号炮台和板桥坊两道关卡的检查才能出境。后来,青岛火柴的销路越来越窄,最后就只剩沧口一席之地了。振华路成了青岛市的火柴展览会,也可以说是同业间的角斗场。这时各厂家争取的不是利润,只求能换取部分现款来维持必要的开支而已。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种与绥靖区相对抗的办法,俗称“滚沟”。小贩为了逃避关卡,在封锁线的偏僻处偷运出境,这样可以省掉每包一元大头洋的出境费,但也得担些风险。回顾这一段时间的火柴业,真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更大的致命打击是恶性通货膨胀,弄得大小厂同一命运,原料无法补充,资金得不到周转,钞票要用麻袋装,银柜已失去作用,仓库则空空荡荡。当时工商界流传着这样两句话:“银柜存货,仓库存钱。”情况确实如此。


作者:王超凡 1984年12月
 
7/25/2007

收藏日记-2007年7月收获

广东江门振兴公司
未见此公司记载
福禄 汕头火柴厂 少
1920年前成立,为侨资企业,见黄福山《解放前广东火柴工业概貌》
使馆牌 汕头东明厂
汕头东明厂 1932年设立
救国 上海大明厂
上海大明厂 1932年 邵修善创办 资本:50,000元
孝行和赞 元昌火柴厂 下:广州黄沙西约
另见同样图案,美华火柴厂,福建泉州府
飞鹿 瑞记监制
瑞记应为广东本地的贸易行
飞鹿 瑞记监制
瑞记应为广东本地的贸易行